國企何以前行
作者:管理中心  來源: 發布日期:2008-4-21 點擊次數:4072
對于包括國企改革和國有經濟進退得失的評價也應該不僅僅從“國進民退”的角度出發,認識到國有經濟行進至今形成格局背后深刻的機理,恐怕才有利于對今后的方向做出更準確的判斷。

  一則消息最近低調現身報端。山東魯能,這樣一家在數年間完成“國有—職工持股—私人公司擁有”私有化鏈條的企業,如今又邁入重新國有化進程。盡管有其行業和企業特殊性,但被認為是釋放了一個強信號。事實上,這些年對于國企產權改革的主流觀點一直在不斷調整。上世紀90年代各界曾對“國退民進”達成了相當共識,主張搞產權改革、鼓勵改制。近年來表述口徑雖沒有太大變化,但理解已經不盡一致。與數年前國有企業步履維艱的狀況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我們現在習慣于聽到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的高歌猛進、年利潤動輒千億元的消息。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國企境遇冰火兩重天呢?國資布局及其調整有沒有背后的深刻機理?這里僅嘗試從國企運行效率的角度做些闡釋。普遍的看法是,國企暴利的唯一原因是壟斷;一些較有理論色彩的觀點認為,全球化分工帶來改革的“后發優勢”使得中國經濟勃發,國企和民企一樣從中受益,而并非內部機制轉變所致。但是,中國國有企業當下所表現出來的競爭力完全是拜外因所賜,而與自身進步無關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回顧多年來國企改革的路徑。在改革初期和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家與企業如同父親與孩子的關系,孩子可以通過討價還價,用游說獲得父親的“保護”。比如軟補貼;可以減免或緩交各種稅金——軟稅收;可以賴掉應償還的貸款——軟信貸;可以任意上漲的價格——軟行政價格。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很早就精確地描繪了社會主義國家預算約束的軟化。事實上,多年來國企改革的實踐始終是圍繞解決所有者缺位、硬化預算約束和明確財產收益關系而進行的。無論是華生等人在上世紀80年代首倡的從財產關系入手,成立國資管理主體,通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解決出資人到位,還是到90年代股份制改造,成立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直到今天國資委大力推動央企戰略重組布局,如此漫長的改革歷程依舊沒有完成國企改革理論的最初設計。這二十多年間,我們也經歷了從提倡產權改革轉為抓管理,從鼓勵改制、MBO到郎顧之爭和對國有資產流失的爭論,以及近年來引進外來資本實現股東結構多元化,提倡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實現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等一系列微妙拐點。行至今天,盡管中國國企改革還存在種種詬病,但其競爭力已經大為改觀。

  一方面,現代產權論給國有企業改革指出了一條捷徑。國有大中型企業通過搞股份制劃清了產權邊界,企業在產權結構上已經由國家所有的一元化結構走向國家、集體、法人、自然人所有等多元產權結構;而諸多國有小企業也通過內部人改制,選擇管理層和職工持股模式,產權置換為非國有企業。另一方面,Martin和Parker等學者的超產權論(beyond property-right argument)也一定程度上為理解中國國企改革提供了參考。他們認為,由市場競爭所驅動的企業治理機制才是決定企業績效的基本因素,私有化并不是解決企業經營成效問題的金鑰匙。產權變動只是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優化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產權變換的真正意義在于驅動治理機制的變化,如果不同產權下的治理機制都類似,那么變換產權,企業的效益就不會改變多少。

  由此出發,讓我們重新審視國企改革。首先,近年來國企的生存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是單一國企之間的競爭關系,而是與跨國企業、中外合資企業、民營資本多種經濟主體共存的格局,好比草原上整天與獅子競逐的羚羊也自然腳力日增;與此同時,引入先進的公司治理結構也或多或少地改變了企業運營機制。如央企經理人的全球高薪聘任制,日趨嚴苛的考核體系;董事會、獨立董事以及監事會等多層次的制衡力量使得企業經營決策的可行性和專業性大大增強。

  盡管這樣的實踐在中國國企中還未普遍,但可以看到國際規則正在被中國國企逐漸熟悉并接受,也許實行中還形似而神不似,甚至被譏為花瓶,但是要看到由于公司治理的復雜性,即使在成熟的西方國家也沒有通行模板,更何況是處于激烈變革環境、既要打破規則又須維護秩序的中國呢?這里,通用電器CEO杰克·韋爾奇與一位中國企業家的對話耐人回味,“如果你是GE的創始人而非經理人,你還能成為今天的你,GE還能成為今天的GE嗎?”韋爾奇遭此詰問。這位中國企業家表示,因為全中國的企業家都在學習他提出的六個西格馬管理經驗。但是中國的企業家往往集創業者和管理者的身份于一身,他們既要習慣打破規則創立事業,又要恪守規則規范管理,很大程度上兩者難以兼容,六個西格馬就成了紙上談兵。

  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不過二十多年,大多數創始人還沒有完成向管理者角色的轉變,這是中國企業的現實,它更折射出了中國公司治理的困難。從這個角度來看,相比于還是創始人文化占主導,同樣面臨著諸如家族傳續等瓶頸的大多數民營企業,盡管國有企業存在種種弊病,但他們經歷戰略重組后擁有一定規模和較為穩固的結構,與國際規范的對接在一定程度上還相對容易些。總而言之,要理解中國國企這些年中的發展,現代產權論和超產權論看似矛盾,實則統一。無論企業的產權基礎,還是企業外部競爭的市場環境、內部的治理結構,還是建立現代化工業、規模經濟等諸多方面的訴求,都是中國國企近年來高歌猛進的重要原因,是不可或缺的硬幣的兩面。

  在改革30年的大背景下重提市場化方向固然具有指導意義,但改革運行至今重大領域的變革已遠不是“市場”與“非市場”的對立,要比這種區分復雜得多。對于包括國企改革和國有經濟進退得失的評價也應該不僅僅從“國進民退”的角度出發,認識到國有經濟行進至今形成格局背后深刻的機理,恐怕才有利于對今后的方向做出更準確的判斷。(作者為華夏認證中心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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